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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是相當盲目的購房者；他們在北京上海購房的目的絕非炒房；他們堅持一次性付清幾百萬甚至上千萬的房款；在宏觀調控搞得樓市“人心惶惶”之際，他們依然不為所動……作為一個特殊的購房群體，以山西、溫州購房者為主體的“炒房團”究竟為什么買房？
　　國家宏觀調控房價的矛頭指向炒房團后，深圳新房成交價下降了17%，炒房團也開始“觀望”了。這其中并不包括山西人，原因很簡單——山西人買房不為炒。
　　豪邁的山西購房團
　　“他們來京買房只為手里的現(xiàn)金找到出路”，SOHO現(xiàn)代城的銷售代表高飛說出山西人買房的真正原因。一個設計年產二三十萬噸的煤窯，年純收入竟達到5000萬元。“小煤窯造就千萬富豪”的神話在一個個暴富的煤窯老板身上成為現(xiàn)實。而偏偏他們不是很好的理財者。存銀行？炒股票？開新礦？似乎都沒有買房子來的劃算！
　　“我接觸的山西煤商往往其貌不揚，文化程度低。他們擁有的，就是迅速聚斂起來巨額財產。”在高飛的印象里，這些買房的山西人團購似的買賓利、悍馬、勞斯萊斯，一窩蜂似的買好房，“ SOHO中國的房子除北京購買客戶外，近50%的業(yè)主來自山西”；他們上千萬房款一次性付清，刺激著房產商的每一根神經。然而，他們買房的目的卻令人費解，用高飛的話說，就是“買了房放在那，不動”。
　　為什么會是這樣？曾為多家山西樓盤進行過代理的益言堂廣告公司負責人韓濤解釋說，“他們狂購名車豪宅用來掩蓋內心的空虛”。當財富與知識的成長速度出現(xiàn)強烈反差后，“無助”的煤窯老板們決定進京了。用擁有高檔的北京物業(yè)來“驗明正身”，用良好的首都文化來教育子女。
　　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山西的居住、教育環(huán)境較差，投資房產更是無利可圖，加上煤礦工作的危險性高，他們希望把家安在路途并不遙遠的北京”。這就是他們不嘗試作按揭的直接原因。山西人來京置業(yè)大多用于自住或者為子女定居為主，這種體現(xiàn)正常生活需求的投資，使他們幾乎忽略房子的升值潛力。
　　山西人是盲目的購房者。對此，高飛調侃地說：“他們的到來，成就了北京很多銷售不暢的樓盤”。豪邁的山西人“下手前”并不真正了解北京樓市。他們握著大把現(xiàn)金等待著第一個走向他們的銷售員，興奮之余還會拉上十幾個朋友作鄰居。他們喜歡跟著感覺走，并固執(zhí)地認為“離天安門近就是好地段”。
　　盡管如此，山西人購房依然是無組織的個人行為，說他們炒房實在冤。韓濤稱：“‘炒’意味著要大量買入，將市場托起后，高價拋出，體現(xiàn)了操作者對資金的渴求”。山西人不算炒房，因為他們不愛慕金錢和財富。“很多山西人是內斂的，他們不喜歡把自己的‘家務事’向外人宣揚，至少‘山西炒房團’的美譽是媒體強加給他們的。”韓濤強調了媒體的力量。
　　精于算計的溫州投資客
　　一番是非功過的口水大戰(zhàn)后，生怕冷了場的業(yè)內媒體將炒房團能量無限放大，甚至將其認定為房價上漲的“罪魁禍首”。與山西購房團的低調相比，曾經備受媒體廣泛關注的溫州炒房團已經成為眾矢之的。
　　“溫州人并不喜歡被媒體炒作”溫州日報房地產周刊主編谷風這樣告訴《中國不動產》記者。“實際上，溫州人在北京買的房子并不多，他們購房有著同山西人一樣的考慮”。溫州人一向是嗅覺靈敏的，但并不是毫無顧忌。他們的投資取向多在長江三角洲，甚至會輻射到重慶，但重點決非北京。原因一樣簡單——距離近。他們不看好長途跋涉的投資，這也是溫州人的精明之處。與山西人的盲目不同，“溫州人買房子要精打細算，仔細考察，拼命殺價，需要反復多次地往返于北京，加上投資后的打理，長途的距離會耗費太多人力、財力，成本回報率低，他們認為這樣不劃算”。
　　不可否認，上海市場溫州人是花了力氣的，這與他們的投資歷史有關。溫州離上海不遠，起初溫州人在上海買房是解決子女教育問題，那時候買上海房可以登記戶口，這是生活成本相對高的北京所無法比擬的。加上溫州人歷來有買房的習慣，這種習慣延續(xù)至今，就變成在上海買房投資。另一個原因，他們看好這個經濟高速發(fā)展的國際化大都市。
　　溫州人買房絕不是哪熱去哪，隨波逐流，對于媒體夸大的“炒房”能力，很多溫州人稱，“壓力太大，受不了”。
　　投資渠道不暢催熱“炒房”現(xiàn)象
　　至此，人們開始懷疑是否有真正的“炒房團”，房價的上漲跟他們究竟有無關系？業(yè)內觀察人士稱，炒房團無法撼動一個城市的房價。一個城市房價的提升主要是由于城市基礎設施的投入和需求決定的。沒有哪個城市先有炒房團，房價再上漲，而都是因為價格已經上漲了，炒房團才進去。房地產商品作為不動產，本身即具有消費與投資雙重屬性，因此，購買房地產產品作為一種投資，待其升值，是無可厚非的。
　　華夏偉業(yè)市場調研部王國平的觀點吸引了記者的注意。他將投機和投資分成兩種定義。投機的定位：在明知或根本不知道一個商品的價值低于價格，但卻報著別人會以更高的價格從自己手中把商品再買走的心理買入那件商品，或在明知或根本不知道一個商品的價值高于價格，但卻報著別人會以更低的價格賣出這種股票的心理而賣出那件商品；而投資則是在知道或確信一個商品的價值高于價格時才買入，或在知道或確信一個商品的價值低于價格時才賣出，當然，投資也有失敗的時候，那就是對該商品價值的判斷失誤或發(fā)生不可抗拒的事件。
　　從以上簡單定義可以推出，投機是建立在對別人的心里預期之上，而投資則是建立在對商品本身價值的研究判斷之上。雖然溫州炒房團中也存在一定的投機行為，但整體來說，投資行為是其主流，是一種針對市場實際狀況而自愿進行的投資行為。
　　而房價上漲的原因是綜合性的，包括國家政策的一些不完備，包括對一些調控政策，很多東西都有問題和不完善；包括發(fā)展商有很多追求高利潤的心態(tài)等，這些東西絕不是一個兩個炒房團能決定的。
　　當然，仍不能完全否定有炒房組團的發(fā)展趨勢。山西人與溫州人投資取向和性格不同，唯一相同的便是大量的游動資金。商人也好、粗人也罷，當他們腰包鼓起來的時候，如何保值便成了當務之急。資金總是需要出路的，投資房產也只是解決流向問題，“炒房”即成了順水推舟的事情。（《中國不動產》）